广州对城市改造的探索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这座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城市，改造是城市化不可避免的难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广州市政府开始尝试危房改造，到如今，改造范围涉及到城中村改造、旧厂房改造、旧城镇改造等，在最新的《工作方案》当中，还涉及到工业园以及旧批发市场的改造。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广州的旧改体系，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广州旧改政策演变历史。

在上世纪的90年代，广州有部分的房子年久失修，被定为危房。由于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对于的财政支持危房改造，故外资被允许进入广州的危房改造项目当中。

这也是市场主体参与城市改造的前身。

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和管控，在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原则”下，产生了大量的民生事件，例如拖欠工款，违规操作以及大规模的烂尾楼现象。

大量的恶劣的民生事件，给当时的市政府敲响了警钟。于是，在1999年，广州市政府出台了《广州市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确立了全市危房改造的工作宗旨、具体措施和工作步骤。明确危房改造工作的社会福利属性，必须由政府主导、投资、实施。

从此，“政府主导”是广州城市改造的主基调。

随后，为了进一步的城市化，广州市政府公布了《关于“城中村”改制工作的若干意见》，由此广州的城中村改造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

但由于当时的财政有限，无法支撑那么的改造项目推进。但部分区政府提出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思路：

政府负责规划控制和拆迁安置，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建设。

这也给后来的“三旧改造”时期奠定了基础。

随着亚运会的即将到来，为了提高广州的整体形象，一大批城中村被提上了改造的日程。这个时期重要的政策是：

《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

《关于广州市推进旧城更新改造的实施意见》

《关于广州市推进“城中村”（旧村）整治改造的实施意见》

《关于广州市旧厂房改造土地处置实施意见》

这四份文件，也是早期的“1+3”旧改政策体系。文件重点强调了：

“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分类推进”的原则。

这一时期的广州旧改有喜又有惊。

一是因为猎德村，杨箕村的相继改造成功，给广州的旧改留下了宝贵的改造经验。二是这一时期，也暴露了诸多的贪污腐败问题，多个政府官员和村干部相继落马，大批的开发商停止了相关的旧改工作，大批的改造项目陷入停滞的状态。

“1+3”的政策体系，确立了基本原则和分类指导政策，也给后面出台的《广州城市更新办法》提供了指导思想。

2015年2月，广州市城市更新局成立，是国内第一个专门的城市更新职能机构，也标志着广州的“三旧改造“时期进入城市更新时期。

在2015年12月，广州市政府出台了《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具有文化历史意义的街道或社区，不再采取大拆大建的做法，而是采用了“微改造“的方式。

作为《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的配套文件，在2016年1月，广州出台了《广州市旧村庄更新实施办法》、《广州市旧厂房更新实施办法》和《广州市旧城镇更新实施办法》，确立城市更新“1+3”政策体系，正式改“三旧改造”为“城市更新”。

从此广州的城市更新，不仅涉及城中村改造，还涉及到了旧厂房和旧城镇。

为了更加明确“政府主导“的原则以及工作内容，这些年来广州陆陆续续发布了多个配套文件，例如《关于提升城市更新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实施意见》、《广州市旧村庄全面改造成本核算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旧村合作改造类项目选择合作企业有关事项的意见》等。

顶层设计的完善，让广州旧改进入了火热的状态，仅2019-2020年，两年时间，广州各区招商成功的旧改项目以及多达上百个，并且多个项目相继改造完成或回迁建设完毕。

但广州的城市化程度，仍旧不及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广州的城市更新，需要更快一些。

黄埔作为省级三旧改造示范区，给广州旧改提供了不少的改造经验，尤其是“快批、快拆、快建“。

黄埔的旧改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无愧于“旧改之王“的称号。黄埔经验，也成了广州的经验。于是，在今年下半年，广州陆陆续续公布了《中共广州市委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市更新工作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深化城市更新工作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的通知》以及多大16份的配套文件。

明确了广州未来10年，将推进389条城中村、400个旧厂房、300个专业批发市场等改造工作。并且在改造的同时，加大产业引入的力度，改造不仅要改善人居环境，还要促进经济长久的发展。

“快批、快拆、快建“是这个时期的主基调，比起之前的保守，如今的旧改工作要更为激进一些，但也处于”政府主导“的原则下。

广州的土地储备，已经无法支撑起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唯有依靠城市更新释放更多的土地价值，提高土地价值的同时，带来经济发展的机遇，产业是最重要的一环。大量引入高端产业，释放更多的居住空间，给人才涌入提供了优质的前提。

而人才的涌入，是城市发展的关键核心。

广州这时期的旧改，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